一、银锭桥上的刺客

　　汪精卫1905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任评议部评议长。《民报》创刊后，曾主编《民报》，在革命与保皇的问题上，对保皇派进行猛烈抨击，发表了不少文章，声誉鹊起。1907至1909年问，革命党人多次起义失败，汪甚感失望，1909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欺骗舆论，维护皇权。于是汪“谋一击清廷重臣，以事实表现党人之决心。”同年11月上旬，汪与黄复生、喻培伦等人从香港来到北京。他们暗杀的对象是摄政王载沣。载洋是宣统皇帝博仪的父亲，因博仪当时年幼，摄政王实际上主持一切政务。

　　摄政王府座落在地安门外后海鸦儿胡同附近。江与喻、黄等埋置炸药地点原拟在鼓楼大街，又改在烟袋斜街，皆因故作罢。最后确定在银锭桥。1910年3月的一个深夜，汪与喻培伦、黄复生在桥下掘土，因犬吠声四起，不能继续工作。次日晚喻、黄两人刚刚将炸药埋好，就被桥上行人发现，事遂败露。接着汪精卫等人被捕人狱。

　　他在狱中供词长达数千言，痛斥清廷侈谈立宪的极端虚伪，指出“其宗旨在于巩固君权”

　　当汪被捕后，自料必死，吟诗言志，在狱中成《被逮口占》四首，其中一首是：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但这种豪言壮语，并未能持续多久。在清廷对他实行软化政策后，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找汪多次密谈，又改善他在狱中的物质条件，配置单间住房。这一切使汪精卫对善耆由衷地感恩戴德。

　　政治上的不坚定，反映在汪的这段狱中生活尤其明显。他“终日披卷吟咏，颇觉安逸”，诗词风格也由高亢激昂一变为低沉消极。

　　他在一首《述怀》长诗中写下这样的句子：

　　平生慕慷慨，养气殊非学。

　　哀乐过剧烈，精气潜摧剥。

　　这是自我仟悔、自我否定的言词。但是汪精卫并没有就此止步。1911年10月武吕起义后，他作为政治犯被释放出狱。从此他开始了政治投机家的生涯，从一个为人民所仰慕的刺客志士，转化为被人民仇视的政客。

二、血溅南京中央大礼堂

　　1935年11月2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以醒目的标题报道说：“汪院长昨晨被狙击，中央极度震惊。”这个消息象晴天霹雳，震撼了国民党上上下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国民党中央为筹备召开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特于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正当开幕典礼告成、全体中委摄影完毕之际，一幕惊心动魄的事件发生了。一个身穿西装、外罩夹大衣的青年记者突然跨出人群，向站在第一排的头面人物汪精卫叭！叭！叭！连续开枪，汪应声倒下。枪声把国民党的要人们搅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腿不方便的张静江，连爬带滚跌倒在地，身体肥胖的孔祥熙，钻进汽车底下，随从们费了很大功夫才将他拖出来，可是马褂袖子已撕成，两半。一时参观摄影和参加典礼的人们，像潮水般涌出，又像波浪般分散。汪精卫的警卫连放两枪，行刺者身负重伤被擒。

　　这时的汪精卫，斜睡在地上，脸上许多血，身上的西装和内衣也全浸透着血污。他的老婆陈璧君屈一条腿跪在汪的身旁，把着他左手的脉搏。她的声调带着哭音说：“四哥，你放心罢，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革命党反正要横死的，这种事我早已料到。”似乎在和汪作最后的诀别。蒋介石未参加摄影，这时闻声赶来，也屈着一条腿把着汪的右手，只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多说话。”陈璧君以为蒋不参加摄影，事出有因，毫不客气地对蒋说：“蒋先生，用不着这样做的，有话可以慢慢商量，何必如此！”

　　蒋介石这时也吃不准是否他手下的特务干的，他气急败坏地召集了特务队的负责人大骂：“你们每月花了几十万，就干出这类好事吗？限你们三天之内，把（幕后的）凶手缉获，否则要你们的头！”

　　汪精卫身中三枪，两中要害，一在左颊，一在背肋骨间。当时手术中未曾取出而留在背肋骨的一弹，成为他致命的创伤。1943年枪伤复发，虽去日本动手术取出留存背部的子弹，但又诱发为多发性的骨髓肿症，不久即病状恶化，于1944年11月10日死去。

　　关于汪这次被刺的原因，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原来他自武昌起义后被释放出狱，即去投靠袁世凯。在第一次南北议和期间，他为袁世凯奔走呼号，力图把袁扶上总统宝座。在袁世凯失败后，他继续打起追随孙中山的旗号。1923年孙中山准备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汪精卫一开始即持反对态度。他在孙中山召集的重要干部会上耸人听闻地说：“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指国民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所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筋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在大革命时期他的两面派手法更表演得淋漓尽致。

　　1927年4月到7月间，汪精卫一方面参加了蒋介石、吴稚晖举行的秘密反共会议；一方面又和陈独秀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声明》，说什么“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在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后，汪精卫申斥蒋介石对待共产党人“见着就捉，捉着就杀”的残酷行径，但曾几何时，到7月15日，汪即召集“分共会议”悍然宣布与共产党决裂。接着武汉地区也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血腥大屠杀。1932年，在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淞沪抗战声中，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他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交涉中节节退让，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等屈辱条约。汪不遗余力地推行对内“全力剿共”、对外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反共亲日政策，从而遭到全国人民的痛恨。所以说他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的被刺，是咎由自取，一点也不过分。

三、河内高朗街的凌晨枪声

　　1938年1月，日本政府声明“不以国民政府（指以蒋为首的南京政府）为对手”，7月又声称将“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垂青、诱降，汪精卫受宠若惊。旋即通过周佛海指使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表影佐祯昭、令井武夫在上海密谈，结果达成了《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并商谈了汪精卫的潜逃步骤。12月8日，汪率其党羽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离开重庆至昆明。20日逃往越南河内。22日日本帝国主义的近卫内阁发表所谓三原则的声明，汪即于29日发出《艳电》响应。至此，汪精卫终于堕落为一个汉好卖国贼。成为背叛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汪逃往河内后，寓居在高朗街27号。蒋记国民党在汪精卫出走后，最初并不想采取严厉手段，并派谷正鼎赴河内送护照及旅费，希望汪去欧洲。报纸上还出现“个人进止决不影响全局”的调子。但事实上国民党的一个副总裁的外逃，当然会引起不小的骚动。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开会研究汪的问题时，群情激动。在冯玉祥、张继等人的坚决要求下，蒋介石被迫宣布开除汪的党籍。当谷正鼎使命失败，汪拒不接受护照和赠款后，蒋介石就进一步对他采取行动了。

　　高朗街27号是一座三层楼的小洋房，四周是小花园。汪精卫夫妇和曾仲鸣夫妇分别住在三楼的两间卧室里。二楼为会客厅及其他随从人员卧室，一楼为汽车房及服务人员、卫士居住。1939年3月21日凌晨二时半左右，有六个刺客用斧头砍断竹篱。

　　爬进花园，用人梯方法攀上窗门，再用钩索爬上三楼，进入走廊。20日晚上，恰好曾仲鸣的妻子带着孩子从香港来到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大房间让与曾仲鸣夫妇，他搬到另一间房内住。刺客不知道这个变化，便冲向曾仲鸣住的卧室，砍破房门，枪口集中向曾氏射击。他们以为目的已达，立即逃走。随后被当地军曹捕获数人。曾仲鸣则胸部被击中三弹，伤重毙命，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

　　这一次刺汪事件，是蒋介石指使人干的。不论蒋、汪之间存在何种矛盾，汪精卫要投降日本、当汉奸，这是全国人民所不容的，谁知汪精卫又侥幸在枪口下逃脱一条狗命。于是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保护下，4月由河内秘密起程，逃往上海。1940年3月，汪记伪政权在南京正式开场，汪精卫也就当上了伪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地地道道的日寇卵翼下的儿皇帝、头号大汉奸。

　　从志士到汉奸，从刺客到被刺，汪精卫的一生告诉我们：在革命的急流中，一切投机分子和个人野心家，当他们利令智昏地暴露出背叛人民、背叛国家的真面目时，就一定被历史的潮流所吞没，被中国人民所唾弃。而汪精卫就是这么一个遗臭万年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