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挫折文学[华文读者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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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挫折文学

作者:李德纯来源:《外国文艺》杂志2006年第02期录入:w278340908 更新时间：2007-3-30 23:16:00 点击数：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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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是所有人生命必经的历程，以各种方式对其铨释当然无可厚非。在各种方式的诠释中，对青春的审视和剖析，无疑是最慎重也是最艰难的。尤其是上世纪在日本社会动荡不绝的过程中，当蓬勃兴起不断剧变的群众运动受到挫折时, 有那么多纯真的情感归于凋零。鲁迅说长歌当哭，应该是在痛定思痛之后。对青春的审视，似乎也应该留在青春的激流平缓之后。这样留给读者的思考才是有益的。历史固然无法跨越，但一切善良的人却总是希望历史留下的痕迹多一分豪迈，少一点代价，通过总结历史、反思历史，豪迈地走向未来。
　　血与火吞噬着民族独立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日本一个动乱而又峥嵘的年代。日本人民壮怀激烈，发出了强烈的爱国呼吁，持续不衰的沸腾生活激荡着校园，一场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声势浩大的运动掀起了。进步青年学生走出个人、家庭和教室的小天地，从一开始就以“叛徒” 身份揭竿而起，纷纷走上街头，把青春和热情抛洒在斗争的洪流中去。这种澎湃激情，背后凝结了新一代青年学生的心血付出，是当时日本人文化精神诉求的晴雨表，也诉说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但斗争道路上险象环生，其中还受到左翼政党政治风潮的严重影响，更主要的是国家机器毕竟掌握在统治当局手中，残酷青春期的叛逆精神严重受挫。随着光阴的流逝，他们失去了当年挺立潮头的风采，淹没在人海中。这一时期的挫折文学，就真实地讲述了翻滚着的人生理想破灭后的精神拮据与文化迷失，在充满憧憬的鼓噪与玄虚中，搀杂着愤青的一腔狭隘而荒诞不经的发泄。
　　挫折文学是日本某些年轻作家笔下一个蕴含着深刻主题的崭新题材，反映了日本残酷年代的群众运动曲折历史，代表作家有高桥和巳、柴田翔、真继伸彦等人。20世纪中期那个日本人民刻骨铭心的重大事件, 那帧凝聚着民族意志伟力的宏大画卷, 理应得到浓墨重彩的精心描绘,得到全方位的深刻展现。然而, 挫折文学由于年轻人受到环境的感染，心理承受能力脆弱，禁不起挫折，表现出来的是心灰意冷。他们在距离之外审视思考自己所处的时代，对处于极端恶劣的生存状态下的精神世界的剖析、袒露是沉甸甸的。
　　他们在历史上演绎过辉煌，游刃于劲爆的节奏和欢快的激情，但是，他们大多是初涉青春的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雨果说过：“人在逆境里更能坚持不屈，遭厄运时比交好运时更容易保全身心。”人必须学会接受遗憾才能真正走向成熟。当所有赞誉与辉煌烟云散尽之后，怅惘伤感就成为挫折文学最突出的特征，他们丢掉了很多自身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昭示了个人精神演变和社会演变之间息息相关的内在联系。
　　柴田翔的《然而，我们的日子……》1964年获1964年芥川文学奖，小说通过大桥文夫、佐伯节子、佐野等大学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命运和情感经历, 反映了学生阶层在特殊历史时期独特的心理扭曲和精神变形。这篇小说，一方面展现了那场爱国学生运动的广泛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又过于渲染“左” 的和右的思想偏向造成无序的混乱，责难过多，使全书从头到尾笼罩着阴冷的灰色情调。许多男女青年在运动中相遇相爱，美丽的爱情之花在这片灰色中在绽放，他们的成长和感情生活就在这自然、美好、残酷中开始和结束，太多充满戏剧性的故事发生在这些男女身上。
　　主人公“我”——在读硕士生大桥文夫，同从青梅竹马年代起就抱有好感的远房亲戚佐伯节子已经订婚。文夫对学校的左翼学生运动冷眼旁观,无动于衷，而节子则参加了左翼活动，发现文夫同自己不是一路人，难托终身，疲于奔命的紧张生活使二人的感情日渐疏远。他们的共同友人佐野早在高中时就参加了日本共产党，在反美运动中意识到自己无比懦弱，最后因情感的挫折和特殊年代的压力，脱党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节子对佐野的行为持批判态度，两人经历了青春的骚动与喧嚣，去旅馆度过了毫无灵性的一夜激情之后，陷入了孤独与迷茫。归途中，佐野从车站纵身跳进铁轨，有惊无险与死神擦肩而过。在他选择死亡时，你不可不承认他总算得上是个英雄。节子在不断的漂泊中看到了激进者在放弃激进的同时也终于放弃了知识与生命, 显示出苟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本质上的懦弱。这种懦弱让她心灰意冷, 转而委身于佐野的伙伴野濑，但最后也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再一次经受了失恋的痛苦。作家以高度的真实，刻画了野濑这个神经质的、严于解剖自己但经不住挫折的学运闯将的形象。
　　革命乱世中的叛逆少女节子, 既纯真又风情万种，因孤傲、叛逆而显得卓尔不群，夹缠在友情与亲情、背叛与幻灭之中。她曾经混迹都市，也曾经追逐风云，仿佛一朵在暗夜中怒放的百合。她激情洋溢, 热烈而奔放,但终究未能照亮每一颗在黑暗中徘徊、挣扎的心灵，没能从青春带来的失落和惶惑中解脱出来，带着身世的痛楚和难以释怀的愤懑、仇恨，寻找并选择了平凡，远走他乡去到东北一小镇教英语。作家以极强的控制力和爆发力，演绎了这位单纯幼稚的理想主义者、爱情梦幻者、学运女闯将与三个男性的感情纠葛，以及历经运动挫折和生死蹂躏的种种令人战栗的心理嬗变，以此折射出动荡时代所有人的命运。
　　节子对于她每天与之打交道的人的评价, 带有强烈的爱或愤世嫉俗的底色。他们迷恋着爱情，但这时的爱情已经远远超越了青春萌动阶段的生理要求，而同人生的求索合二为一。因此，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与爱恨交加的爱情纠葛, 格外增添了他们的哀愁，以及由热变冷的迷惘和失望。他们的声名因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而起，又因反对的徒劳，在孤寂中被人们忘却。在柴田翔的文字的点染下，虽然他们曾经意气风发的眼里已经烙上了岁月的痕迹，但运动带来的激情、纯粹、热烈和友谊仍然常常让人怀恋，而他们最后的风流云散又让人感慨深重，因为那段难忘的岁月毕竟是作家那代人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
　　高桥和巳的《忧郁的党派》（1960）重新审视了1952年反对“破防法” 出笼和五一流血惨案那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刻画了几种不同类型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的崛起与蹉跎。他们是五十年代的理想主义者，所凭依的是情绪的热烈，而非理性的坚定。大起大落的社会变动本身就是对灵魂的陶铸，然而，他们未能站稳脚跟，以单纯得近乎透明的理想主义去判断错综复杂得令人目眩的现实。一个时代的人们如果不能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重负，就要在它的重压下葬身荒野。后来的生活经历证实了这一点。当运动遭受挫折时，由于对失败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弱，他们便对人生充满厌世悲观，生命的翅膀终于一个个折断了。即便如此，他们却拥有了太多的生命意义和生活价值，深切真诚的信念仍然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高桥的《邪宗门》（1966）写的是新兴宗教团体“日之本救灵会”创立于二十年代，信徒过着原始共产主义般的平等生活，战争期间屡遭军国主义镇压。小说主人公千叶江洁于战争结束时从前线复员归来，成为该会第三代教祖，曾率领教徒武装起义，被驻日美军镇压，千叶饿死于贫民窟。小说虽然背景是战前和战后初期，但倾向与挫折文学一脉相通，同样是将探究一代人心灵轨迹的真诚与不动声色的嘲讽结合在一起，完成了近乎虔诚的表白。
　　真继伸彦的代表作《发光的声音》(1966)，描述了1956年波匈事件在日本知识分子中间引起的严重的思想混乱和日共党员中村教授内心遭受的苦难。中村不能适应纷乱的现代社会。因波匈事件产生信仰危机，为解脱迷惘困惑自杀未遂。作家用一种强烈的悲观失望代替了温和的理想主义。全书不乏真挚、大胆的怀疑精神和自我解嘲，以及对时下流俗的鄙弃。
　　挫折文学作品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横贯历次政治风云，背景纷繁复杂，从酝酿、组织、爆发、高潮到迅速衰退，包括了从原教旨主义的圣战到可能偏离正常轨道的过程。从挫折文学艺术结构背后的文化气氛来看，当时的文化透露着生命的痛苦、对乌托邦的向往和叙事的分解。挫折文学产生在这种总体文化氛围之中，其表层故事无不充溢着悲凉肃杀之气或狂乱的躁动不安。复杂的精神状态以及强烈的挫折感，使作家们对人生和社会感到绝望和被排斥，那些曾经发生过的群众运动大部分已经成为过去，其余的只在他们的精神需要中延续。但不论怎样，能拥有这样的心灵自传是令人艳羡的青春，能饱尝这样的飨宴，即使是虚幻的，也是曾经富有的体验。它的诗性下面虽然总与凶恶相关，但诗性的诱惑是不可抗拒的。作家们的命运随着日本民族的命运告急，他们凄苦而又昂奋的脚步声至今还在历史的深谷中回荡，促成了向往诗性的浪漫之旅，也促成了一次次由浪漫铺成的挫折之旅。
　　

　　挫折文学无疑是作家对于那如火如荼的过去岁月深深的沉浸，是通往一代人的记忆，把握一代人的心灵。小说主人公无论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艺术的虚构，都不可避免地深深打上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情感体验的烙印，作品中提出的问题也不乏作家对生活的见解和评价。也许正是这种带着浓重学院味的思考和质疑，暗合了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忧患意识，甚或是青少年成长期所共有的成长焦虑和情感挫折的共鸣，迈过门槛时的懦怯和情感失落，所以他们的心灵在作家的文字宣泄中获得了慰藉。令人遗憾的是，对现代日本知识分子予以嘲讽是容易的，但对复杂的历史情境作出透彻的解析、充分的揭示和反思，却有相当难度。以上几篇小说对日本知识分子长达半个世纪的苦难过程的描述只是撷取了几个横断面，关注的是精神磨难，而内容又往往是由愤怒、激烈反抗到悲剧结局的悲剧性发展，是先前激情的迷向性的流泄。尽管如此，作品却反映出了现代日本知识分子精神人格的复杂性。这本身就形成了一个个难以澄明的怪圈。
　　挫折文学所反映的主题也没有脱离时代，他们经历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日本近代史上的“米骚动”1918年8―9月日本劳动群众的自发性的革命运动。第1次世界大战末期，由于政府搜购军粮，米商乘机囤积居奇，米价暴涨。日本人民反对米商抬高米价的斗争席卷日本列岛，政府当局实行军警镇压，运动失败。和反对“治安维持法” 的斗争的必然延续。挫折文学的主人公的摇摆性甚至是自甘沉沦，始终没有脱离人物本身的历史厚重感。只有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作品，这些知识分子的真实人生才不至于被主流的历史和意识形态遮没和淡忘。几部小说的主人公在奋斗与挣扎中落得个英雄末路的凄凉，不仅反映了个性主义者的心灵悲剧，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历史不可扭转的浓浓悲剧况味、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以及历次群众运动的局限。作家以平静优美的笔触，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转化为具有艺术意义的结构，还原了在历史中留下足迹的日本进步青年经历了异常艰辛和漫长的寻求真理之路，揭示出他们内在悖论与矛盾，既留给自己以深深的自责和无尽的思念，也提供了更多深层次的东西供人们思考：面对挫折，心理承受能力不应仅仅是个名词, 它也是力量和平衡的最完美的结合。
　　挫折文学还真实再现了日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很多生活片断，不管日本人民的运动多么幼稚、偏狭甚至迷误，有太多的内部纠葛，总的来说还是一场爱国壮举。正是如此强大的理性力量，使几部流于伤感与哀怨的作品也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作品触及到的这代知识分子对苦难都有一定的承受能力，有时甚至把对苦难的主动承受看成是自己获取人格的前提，由此表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化理想对个人精神品格的有力支配。
　　任何一种文学运动的盛行必然伴随着衰落。曲折和失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成长的经历，是一次蜕变，是一次凤凰涅槃。每个人都会遇到坎坷甚至灾难，关键在你是否能够渡过难关，变被动为主动。如果苦中取乐，举重若轻，就能以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现实中美梦的破灭, 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达到一种永恒的精神和谐。如果这样，蜕变和涅槃就不仅具有现实的意义, 而且更带有人文的关怀。这尽管令人痛苦，却是关系青年一生发展的哲学命题。真正的失败是放弃追求，自暴自弃。悲剧能净化人们的灵魂，一个社会如果能够承认和面对悲剧，这个社会的纯化度就是很高的。波兰戏剧家格洛托夫斯基的“逾越制约” 理论，能够让我们知道自身问题的局限，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找到解决的办法，去超越那世界、生活和自身给我们的制约，塑造一个完整的自我。本着这种观点，告别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段的挫折文学经过自省内敛，其主题到今天已经渐成式微。
　　日本战后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已经同今天的读者相隔整整半个世纪了，然而那些纷繁复杂的故事，却令我们想起爱因斯坦相对论中有一句充满了诗意的话：“光在大质量客体处弯曲。” 在群众运动中，一个个人就好像是一束束五彩的光线，而波澜壮阔的斗争就是那个“大质量客体”，人们在穿过它时会发生“弯曲”。就重大社会历史变迁对于个人生命的影响而言，挫折文学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创作领域。虽然过来人的文学沉痛有余，沉溺于倾诉，让人看到了人性的黑暗，抹不去心头的那股沉重，但作品中的每一个灵魂都在事件和关系中受到拷问，那些在正史里无一席之地、只会偶尔在野史和囗头传奇中一露峥嵘的生机勃勃的青年群体的身影，将长久地在日本文学作品中保留下来，一次次轻轻唤醒人们那沉睡已久的忧愁与感动, 为后人留下无尽的怀想，暗夜中的张望。文章来自华文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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